朱悦雄：男，75岁，有52年党龄。1960年8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92年2月调入广州大学。曾任校党委副书记、教授。1998年因年龄关系从校党委领导岗位退下，从事教学、科研。2003年退休。
1956年我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不久，我向党组织表示要入党。1957年下半年，我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那以后，我开始得到党组织更多的谆谆教导。1958年11月28日晚上，我被中共华南师院中文系党支部通过吸收为预备党员。1959年11月转为正式党员。回想起自己最初的入党经历，还要从我的家庭经历说起。
朱悦雄2008年在同学联谊会上讲话
1936年，我出生在韶关贫困山区的一户穷苦农家。父母都靠打工度日。家乡解放那年（1949年）我还在读小学。后来，我在韶州师范学校读了中学。1956年，我考入了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村里人都说，我得到圣人的保佑。我父母明白，我也知道，这“圣人”就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我后面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都不会出现。我的父母把共产党当圣人，当恩人，时时叮嘱我，即使做牛做马，都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也要报这个恩。
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这是做人应有的德性。报恩的思想深深地植入我的脑里。刻苦读书，为报父母的恩，也是为报共产党的恩，“报恩”成为我当时为人处世思考问题的主导思想。
然而，当我把入党申请书交出去后，党组织安排联系人跟我谈话。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入党联系人就批评我的“报恩”思想，说为“报恩”而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不够端正。他要我加强学习，认真改造。此后，我听党课，认真学习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等著作，当我将这些内容更与我的“报恩”思想联系到一起时，逐步地认识到“报恩”思想确实是从个人的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认识问题的。而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一个人参加共产党就是要使自己在党组织教育帮助下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使我觉悟做一个党员就要像吴永锋、保尔等一样，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一切交给党安排。后来的“反右”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学习、教育，更加强了我这方面的认识。在行动上我也更加积极地报入当时的“大炼钢铁”运动，报入芳村的修筑铁路工作，参加“拔白旗”、“插红旗”的“红专”辩论，编写“红色教材”工作，任学院学生会秘书长。这些工作十分繁重，也使我经常废寝忘食，但我不觉得辛苦，认为这是锻炼改造的好机会，是接受党的考验的好机会。
就在这时，党支部给我填好申请入党志愿书。我在志愿书中，如实地谈了我对党的认识。较系统较深刻地批判了“报恩”思想，向党立下了要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日实现而奋斗的誓言。我也把贺敬之的著名的长诗《放声歌唱》的有关诗句写入了誓言中。这些诗句是这样的：“啊！假如我有一百个头脑啊，我就献给你一百个；加入我有一千双手啊，我就献给你一千双；加入我有一万张口啊，我就用一万口齐声歌唱---歌唱我们、伟大的、壮丽的、光荣的、党！”
朱悦雄1965年行军在广从路上
1958年11月28日夜，讨论我入党申请的党支部大会，是在当时中文系的资料室开的。会上不少党员从不同的角度对我的“报恩”思想进行分析。其中有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举出一连串正反的例子说明“报恩”思想的局限性和实质。他说，恩是要报的，但参加党组织不能仅仅为报恩，不能从个人的得失出发，要从国家、民族、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和我在志愿书里写下的誓言，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50多年过去了。5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壮丽、光荣。50多年来，我作为一名党员，也一直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同甘共苦。就是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时期，在改革开放新长征初期的艰难时期，我也一直努力以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指引着自己不断前进。50多年前，在我申请入党的时候，党组织精心的指导我对“报恩”问题上反复思考的结果，始终像明灯一样照亮我的人生旅途。特别是在需要转变，需要爬坡的时候，它就特别地光亮，他提醒我，指示我：一个共产党员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不应该是个人的得失，应该是国家的、人民的、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口述：朱悦雄 整理：顾晓慧 编辑：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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